2003年10月14日下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现场。一位外国记者的提问，将全球目光聚拢于中国即将开启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将于近日通过发射‘神舟五号’而跻身于太空俱乐部，请问此事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何影响？”

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语气坚定而自豪：“‘神舟五号’的发射是中国人民翘首以待的事情，中国人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盼望着中国在载人航天事业上有新的突破。”

仅仅一天后，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10月15日9时，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飞向太空。至此，中国人的千年飞天梦想终于从“神话”走进了现实。而这背后，则是航天人十余年如一日的无畏前行。

再难也要搞上去！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综合国力有限，高投入、高风险的载人航天工程被部分人认为“不划算”或“脱离现实需求”。

“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同志的深刻论断为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指明了重要方向。神舟一号飞船副总设计师唐伯昶坦言：“我们发展载人航天，绝非追求一时的技术成果，而是要以此带动尖端科技全面发展，促进国家科技水平的全面提升。”

20世纪8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联名提交《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两天后，邓小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863计划”由此诞生，载人航天被列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七大重点领域之一。

“载人航天是形势逼出来的。没有导弹、核武器，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大国地位。在载人航天领域，我们也必须站稳脚跟，再难也要搞上去。”神舟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GNC）分系统原主任设计师陈祖贵的话，道出了老一辈航天人的决心。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工程代号“921”，并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中国载人航天三十年发展蓝图（设想）

这是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协调面最广的跨世纪工程，起步时划分为航天员、空间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七大系统。其中，载人飞船系统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运载火箭系统由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牵头研制，推进舱及电源、通信系统由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牵头研制。

在这场跨世纪攻坚战中，老一辈航天人扛起使命担当，成为托举飞天梦想的坚实脊梁：花甲之年的王永志临危受命，扛起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千钧重担；59岁的戚发轫延迟退休计划，毅然执掌飞船系统研制帅印；刘竹生深耕火箭技术数十载，带领团队锻造载人航天“神箭”，把载人航天工程的“生命线”牢牢攥在手中；陈祖贵扎根制导、导航与控制领域，守护飞船的精准飞行和返回；李惠康带领一支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的回收队伍，为航天员安全回家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面对国家需要，数十万科技工作者将个人理想熔铸于民族复兴伟业，就这样开启了一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飞天征程。

飞船究竟落在哪？

工程启动之初，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面前：飞船返回舱究竟该落在哪里？

在可行性论证阶段，专家们初步将主着陆场选在河南开封至驻马店以东地区。但1993年2月初，王永志带队实地勘察后，却眉头紧锁。

“我们经过实地勘察后发现，当地村庄连片，房前屋后林木茂密、堆满了柴火垛，返回舱缓冲发动机的火焰极易引发火灾。加之河南人口密度大，每次发射前都要大规模疏散群众，不仅扰民，还增加了任务难度。”航天应用与测控专家、王永志院士技术助手王朋回忆道。

于是，要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筛选。经图上作业，他们将目光锁定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牧场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地区。1993年6月，王永志、赵起增带领14人直奔内蒙古大草原。“我们实地考察时，看到两地一马平川、人口稀少，与河南形成鲜明对比。”王朋回忆道。

随后，他们又勘察了内蒙古西部的东风地区、东部的通辽地区，经过对四子王旗、鄂尔多斯、东风、通辽4个区域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将四子王旗定为主着陆场，东风地区定为副着陆场。

地点选定了，如何安全回收着陆成了神舟飞船回收着陆分系统首任主任设计师李惠康的心头大事。他们做过探空火箭的回收、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火箭数据舱的回收，但载人飞船的回收还是头一遭。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压力可想而知。

为攻克特大型降落伞、着陆缓冲、静压高度开伞控制等技术难关，研制出更高可靠性、安全性的飞船回收系统，李惠康带领团队一次次走入偏僻山沟、塞外戈壁。“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用成功报效祖国，用卓越铸就辉煌。”李惠康说。

在这片广袤的草原、戈壁，航天工作者一点点筑起航天员回家的“港湾”。

花165万美元买一个“Yes”？

“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时，我们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要争取在1998年发射，保证在1999年进入太空。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争八保九’。”陈祖贵说道。

然而到了1997年，工程进入第五个年头，各大系统仍在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飞船尚处于初样研制阶段，“争八保九”目标面临巨大挑战。戚发轫回忆：“国家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就要用特别的精神来完成这个特别的使命。”

就在此时，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即将完成研制，需要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王永志脑海中闪过：能否用运载火箭把正在做电性能测试的飞船送上天呢？这样运载火箭和飞船都做了一次飞行试验，可谓一举两得。

“按照常规，电性能试验飞船是不能作为正样飞船上天的。但这是实现‘争八保九’目标的唯一办法了，既经济又合理。”陈祖贵说。1998年1月，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第15次联席会正式决定：1999年利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首次发射试验的机会，发射一艘试验性飞船，并同意以电性船为基础进行改装。

作为首次发射任务，试验飞船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载人航天工程的前途命运。为确保万无一失，有人提议请外国专家对飞船七大系统的设计方案和一些重要的单项技术进行评审把关。

谈判桌上，其他系统的评审合作陆续达成，唯独GNC系统的谈判陷入僵局。外国专家开出165万美元的评审报价，明确表示：“只能告诉贵方一个词，Yes或者No。要知道为什么，那165万美元就不够了，钱要大大地增加。因为这是我们的专利，我们的知识。知识是值钱的！”

“165万美元买一个词？”陈祖贵心中愤懑难平。他斩钉截铁地还价：“8万美元。”谈判最终破裂，而这正是陈祖贵想要的结果：“GNC方案设计是我国几十年卫星控制技术的结晶，是核心机密，怎么能拿给外国人看？而且我对我们的技术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最终，我国专家经过自己评审，对GNC系统给出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第一艘神舟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并于11月21日凌晨在内蒙古中部安全着陆……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刊登了这条消息，如同39年前罗布泊升起的“蘑菇云”一样，这无疑是“惊天动地”的又一壮举。

神舟一号逃逸塔吊装

“高端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多年后，陈祖贵仍感慨万千。

受伤火箭的“生死抉择”

2000年12月31日，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却一片紧张忙碌。此刻距离神舟二号飞船发射仅剩6天，各项准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5时许，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时任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指挥黄春平的声音带着焦急：“老刘，火箭被撞了，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刘竹生心头一紧，披上外套就往总装测试大厅跑。10多分钟后，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由于操作人员误将“备份驱动车”的电源接成“主份驱动车”，活动发射平台带着火箭向前移动了近400毫米，火箭与固定操作平台发生了碰撞，原本笔直的箭体歪斜地挤靠在平台上。

经全面检查，火箭共有18处碰伤，其中多处地方受损严重。“可能不行了，也许要取消这次发射。”刘竹生的一句话，让现场气氛降到冰点。一旦取消发射，不仅国家将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载人航天工程的整体进程至少推迟一年。

“受伤的火箭还能不能飞？”这个问题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刘竹生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现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派主张将火箭运回北京全面检修，稳妥但工期延误；另一派坚持现场抢修，力争按时发射。

刘竹生顶住巨大压力，果断决策：“立即分解船箭组合体，对火箭各分系统进行总检查。整流罩、发动机、箭体各部分，由各负责人带队逐项排查，3天后拿出处理方案。”

新年的钟声敲响，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试验队科研人员正通宵达旦地奋战。碰撞发生后的第四天，一份50多页的《碰撞后火箭受损结果分析及处理措施》报告呈现在面前，结论清晰有力：“火箭状态已恢复，可以执行飞行任务。”

2001年1月10日1时，“点火”命令回响在指挥大厅，第一艘正样飞船“神舟二号”实现了新世纪的第一飞。

此次事件后，王永志敏锐地意识到，首次载人飞行必须有科学严谨的放行标准。2002年2月，《载人航天工程首次载人飞行放行准则》正式印发，明确要求“首次载人飞行前必须连续获得两次无人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

接着，一个个新的成功纪录诞生了：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成功发射并回收。工程各系统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得到了全面的验证。

神舟三号飞船回收现场

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成功发射并于2003年1月5日后安全回收。神舟四号飞船的技术状态和载人飞行的技术状态完全一致，满足了工程总体的各项要求。

神舟四号飞船降落伞顺利打开

“至此，工程总体认为，飞船技术状态已成熟，具备载人飞行条件。”王朋说道。

距离亿万国人翘首以盼的载人飞天圆梦时刻，只剩最后一步。

圆千年飞天梦

转眼到了2003年，自1992年“921”工程立项以来，11年间，全国3000多家单位、数十万名科技工作者拧成一股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步步拉近着中华民族与浩瀚太空的距离。

2003年，当年载人航天技术方案论证与评审的部分专家在酒泉

2003年10月15日，晨曦微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前，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首飞航天员杨利伟身着乳白色航天服，神情坚毅、步履从容，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6时15分，杨利伟进入飞船，逐项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向指挥大厅报告：“准备就绪！”

“点火！起飞！”9时整，指令响彻戈壁。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直刺苍穹。发射场人头攒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亿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屏息注视着屏幕上的每一个画面。

长二F火箭托举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将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

然而，“意外”出现了。

在火箭飞行至120秒时，火箭和飞船突然有一种愈发强烈的低频振动，让杨利伟感觉越来越难受。地面指挥大厅里，传回的画面也突然定格，杨利伟一动不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现场一片死寂。

杨利伟事后回忆：“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这样的煎熬持续了26秒才逐渐减轻。事后，经过科技人员努力，共振问题得以解决，为后续航天员安全在轨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当火箭飞出大气层时，整流罩像花瓣一样缓缓打开，一缕刺眼的阳光透过舷窗照进舱内，杨利伟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就这一下，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指挥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中国航天员的声音，第一次从太空传回地球。

在太空飞行21小时23分钟后，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1200平方米的降落伞护卫下安全着陆。看着杨利伟向期待他凯旋的国人微笑着招手致意，李惠康等人在现场流下了激动而欣慰的泪水。

2003年10月16日，杨利伟遨游太空后安全返回地面 （南勇 摄）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从敦煌壁画的飞天仙女到明代万户的火箭尝试，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终于在这一刻变为现实。

“杨利伟是冒着生命危险，代表中华民族去探索宇宙。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无数航天人的心血和汗水。”王朋说。

神舟五号飞船成功返回后，王永志拨通了钱学森的电话：“钱老，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电话那头，钱学森连声说：“好呀，好呀！我高兴！”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王永志院士传记》《刘竹生院士传记》《掌握星船》《神舟记忆》等。文/王乐天）